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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耀明撰写散文纪念好友金庸他影响了我的一生-【zixun】

发布时间:2021-10-12 15:07:13 阅读: 来源:锯床厂家

2011年6月14日,潘耀明与金庸摄于港岛香格里拉酒店龙虾吧。

10月30日下午,一代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先生去世,令金庸好友潘耀明十分悲痛。晚上9时,封面新闻记者独家电话采访潘耀明时,他十分难受。他说,“我和金庸先生是亦师亦友。他的高尚品格和文学才华,影响了我的一生。一代文学大师走,我心里十分难受。”

潘耀明随后将自己以“彦火”笔名撰写的一篇题为《我与金庸》的文章,传给了封面新闻记者,以示纪念金庸先生。

《我与金庸》

彦火

不是开玩笑,记得十多年前,早年做过金庸秘书凡八年的作家莫圆庄(笔名圆圆),从加拿大返港,某日上来《明报》找我。我与她在会客室打对面而坐,聊了片刻,她倏地对我说,她愈看愈觉得我的样子像金庸,她临走又很认真地重复了一遍。我庄容地说,金庸是侠之大者,身怀绝技,十八般武艺样样精妙,打遍天下无敌手,我正在偷师,希望学得一招半式用来防身。

提起我与金庸的关系,不知应从何说起。

近年来凡是有关金庸的大小新闻,甚至关于红白二事的传言,我都会接到海内外传媒电话,不下数十起,要我发表意见。

特别是内地传媒,都把我冠以“金庸的秘书”、“金庸的代言人”、“金庸的亲信”的名衔,对此,我不敢掠美。我为此发表过无数声明、澄清启事,甚至对每一位来访者和电话访问的传媒记者一再表白:我既不是“金庸的秘书”,也不是“金庸的代言人”,金庸是我的前辈,我顶多可以说是“金庸的小字辈朋友”。

金庸于我是亦师亦友的关系,仰之弥高的崇碑,我只是他卑微的学生。但是言者谆谆,听者藐藐,我这两个身份,似乎已经被传媒大佬钦定、并给度身定造的铜头罩箝住,恁地是脱不掉、甩不了。

为此,我不得不在这里郑重其事地把我与金庸的关系公诸于世,以厘清外间加之于这种关系厚重的迷雾。

我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进入《明报月刊》的。当初这一步踏进《明报月刊》的门槛,就跨越了两个世纪。究其实,我在《明月》拢共二十年,那是处于上一世纪之末新世纪之初的交替时期,也是平面出版开始受到网络文化冲击的艰难之秋。

过去不少传媒朋友问我,是怎么进入《明月》,我说是受到金庸文化理念的感召。这是实话。

上世纪的某一天,金庸让董桥打电话给我。董桥说:“查先生要见你。”我听罢有点意外,也有点兴奋。在此之前于《明报》副刊写了一个每天的专栏外,与查先生大都是在文化聚会上遇见。他是公众人物,我不过是文化界晚辈,大家只是点头之交而已。

且说我诚惶诚恐地跑到当年北角旧明报大厦查先生的办公室,查先生与董桥已坐在那里。查先生与我寒暄过后,让我坐下稍候片刻,他则移步到办公桌去伏案写东西。时间像墙上挂钟发出的嘀哒声,一秒一秒地过去,空气静寂得像凝结了。为了打破这闷局,我偶尔与董桥闲聊几句,都是不着边际的话题。

大抵过了约半句钟后,查先生从书桌起身向我走来,亲自递了一份刚誊写好、墨香扑鼻的聘书给我

这是我迄今接到的第一份手写聘书,而且出自大家之手,岂能不为之动容?!

与前几任的主编不一样,查先生在聘书上写明,除要我当总编辑之外,还兼任总经理。

第一天上班,例必向查先生报到,希望查先生就办《明报月刊》给我一点指示。

换言之,办《明报月刊》的另一层意义,也是为了明报集团打造一块文化品牌。后来他在另一个场合对我说,《明报》当初上市的股票,实质资产只有一幢北角明报大厦,每股港币一角,上市后第一天的股值跃升了二元九角。换言之,有二元八角是文化品牌的价值。他说,文化品牌是无形财产,往往比有形资产的价值还要大。

正因为查先生的睿智,经过多年经营,使《明报》成为香港‘公信力第一’的报纸,相信这也是《明报》无形的财产。

查先生在香港九七回归前,审时度势,急流勇退,卖了明报集团。从经济利益而言,查先生是一个大赢家,但其真正得失若何,相信只有他最清楚。套罗孚先生的话,《明报》是查先生毕生的事业。查先生没能实现他最终的理想——找到一个如他所言的为他‘真正度身定造的接班人’,相信是极大的遗憾。明报集团其后的发展是可预料的。

没有查先生主持大局的明报集团,市面上频频传出对明报集团不利的消息,加上经营失利,阵脚不稳,明报集团很快被震散,差点成为孤儿。还幸马来西亚的殷商张晓卿先生见义勇为,接手了这一烂摊子,经过好几年刻苦经营,使她重入轨道。当然经营环境已大不如前了。

查先生卖了《明报》,也曾想过另起炉灶,做一番文化事业。首先他想办一份类似历史文化的杂志,他准备写长篇历史小说,并在这份新杂志连载。于是他找我过档到他自己经营的明河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,为他策划【新文化(300336)、股吧】杂志和管理出版社。须知明报集团卧虎藏龙、人材济济,他单挑了我,令我不禁受宠若惊。为此,我们曾在他位于北角嘉华国际中心的办公室把酒聊天过好几次。每一次聊天,查先生运筹帷幄,兴致很高,他从一个隐蔽的酒柜取出瓶威士忌来,亲自给我斟酒,然后自己斟小半杯,都不加冰,是纯饮式的。

查先生每次的约晤,大都安排在黄昏时段。他往往先让秘书打电话来,表示我如得空,让我过去他的办公室聊聊。我从柴湾的明报大厦到他办公室所在的北角,也不过是十分钟的车程。查先生的办公室,更像一个偌大的书房,估量也有近二百平方,两边是从墙脚到天花、排列整齐的一行行书柜;其余的尽是大幅的落地玻璃。从玻璃幕墙透视,一色的海天景观,可以俯览维多利亚港和偶尔划过的点点羽白色的帆船和渡轮。

那当儿,我们各握一杯酒,晃荡着杯内金色的液体,酒气氤氲。彼时彼刻,我喜欢拿目光眺望玻璃幕墙外呈半弧形的一百八十度海景,只见蔚蓝的海水在一抹斜阳下,浮泛着一条条蛇形的金光,澌澌粼粼地向我们奔来……,心中充盈阳光和憧憬。我们在馥郁酒香中不经意地进入话题。在浮一大白后,平时拙于词令的我们俩,无形中解除了拘牵。他操他的海宁普通话,我讲我的闽南国语,南腔北调混在一起,彼此竟然沟通无间,一旦话题敞开,天南地北,逸兴遄飞。

那时的《明报》还是于品海时代,《明报月刊》处于十分尴尬局面,我毅然辞去《明月》职务,准备追随查大侠干一番文化事业

张晓卿先生后来买了《明报》,我在明河社无所事事地呆了一年后,一九九六年重返《明报》,接手明报出版社工作。有一段时期,《明月》的业务陷于低潮,当时明报集团的执行董事找我,迫切地希望我能兼任《明报月刊》,我一时推搪不了,这样一兼就十三年!

《明报月刊》是金庸亲手创办的,第一任主编也是他。《明月》没有带给他任何有形的财产。有的,也是文化的价值——无形的财产。到了今天,还有人质疑她存在的价值。但是金庸对她却情有独锺。当我返回《明月》当主编后,几乎他晚年所撰写的文章,

世纪之交,我策划了一次香港作家联会与北京大学举办的“二000年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”,金庸在北京研讨会一次活动的休憩缝隙,蓦然讪讪地对我说:潘先生,谢谢你替我做了许多事,你离开出版社(明河社)的事,当时处理很不当,你受了委屈,为此,我表示歉意。

与金庸相交多年,他虽然文采风流,却不擅于词令,以上迸出的几句话,相信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。

金庸主政明报集团,除了开会偶然讲话外,平时大都是用写字条的方式来传递他的指令。与他聊天,他用很浓重的海宁腔与你交谈,很多人都不得其要领。

即使这样,金庸的“明报企业王国”,却是管理有度、应付裕如的,令人刮目相看。他奉行的是“用人不疑,疑人不用”的管理原则。他深谙用人唯贤、人尽其用的道理。一旦找到他所器重的人,便委以重任,放手让其发挥,一般不过问具体事务。所以明报集团旗下,凝聚了不少有识之士。

“金庸的字条管理”是明报企业一大特色。金庸的字条,都是浅白易懂、言简意赅的,好比后来所有《明报》的管理层所奉行的“五字真言”和“二十四字诀”,可视作办刊物的秘诀。

《明报》评核一篇副刊文章之好坏,金庸定下的”五字真言”“短、趣、近、快、图”的标准,为此,金庸亲自作进一步阐释:

短:文字应短,简捷,不宜引经据典,不尚咬文嚼字;

趣:新奇有趣,轻松活泼;

近:时间之近,接近新闻。三十年前亦可用,三十年后亦可用者不欢迎。空间之近,地域上接近香港,文化上接近中国读者;

快:金庸初提“快”字,后改用“物”字,即言之有物,讲述一段故事,一件事物,令人读之有所得。大得小得,均无不可;一无所得,未免差劲;

图:图片、照片、漫画均图也,文字生动,有戏剧舞台感,亦广义之图。

选稿的标准,以二十四个字为依据:

新奇有趣首选

事实胜于雄辩

不喜长吁短叹

自吹吹人投篮

以上用稿标准,虽然他原先是针对《明报》副刊而言的,但是已成为明报编辑选稿的标准了。

金庸自己对文字的东西,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的。记得,我开始编《明月》时,收过他二、三次字条,大抵是他翻阅《明月》时,发现那一篇文章有误,诸如题目不达意,那一页有若干异体字,那一处标点符号不当……。

每当收到金庸字条,编辑部的同事都格外紧张。所以在校稿时特别用心。迄今,《明月》每篇文章,要求有五个校次,尽量使到少出错,甚至零错字。这都是金庸择善固执的优良传统。

金庸的博识,与他喜欢阅读有关。陪金庸出游,他每到机场,往往趁余暇的时间,要我陪他去逛机场书店。一九九五年初春,他接受日本创价大学颁授荣誉博士衔头,来回程经东京机场,他都乘空寻隙去逛书店。他除了精通英文外,还谙懂日文、法文,他在机场书店一站就大半句钟,拣到一本好书,如狩猎者猎到猎物,喜上眉梢。

金庸的办公室除了书多,他在山边的复式寓所,上层近三百平方,其三幅墙都做了书架,触目是琳琅满目的书海,置身其间,大有“丈夫拥书万卷,何假南面北城”之豪情胜慨!

金庸的成功是多方面,这与他的博览群书、渊博的学问、广阔的襟怀和独特的眼光等诸因素都有关系。

集成功的报人、成功的作家、成功的企业家于一身的金庸,相信在海内外都是空前的,在这个商品味愈来愈浓重的社会,恐怕也很可能是绝后的。

其实,金庸不光是我工作的上司、老板、忘年交,也是我为之获益良多的老师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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